同时，这意味着，作为知识体系的部门法学与法理学中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根本不可能完全涵摄杂多的经验的实在法的所有性状，也不可能完全涵摄无逻辑的生活世界中实际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所有具体案件。

《意见稿》在第9条和第10条分别设定了教师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分别在第12条和第14条设定了特定教师的特别义务和特别权利。从法政策学的角度而言，在教师权利部分设立获得救济权，作为教师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能凸显救济权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激发教师权利救济意识，促使纸面上的权利变成实际中的权利。

然而笔者建议仍然有必要在基本权利条款中设定教师获得救济权。《意见稿》将公办中小学教师界定为国家公职人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15条将公办教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应当监察的公职人员范畴，《改革意见》也使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表述，此种界定可以体现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保证教育教学自主权，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积极探索符合学科特点、时代要求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教育教学模式，显示出了国家对于增强教师教学自主权、深化教育教学领域放管服改革、为教师增权赋能的决心。在权力说的逻辑之下，有学者主张教育惩戒权的主体应是学校而不是教师[23-24]，根据德国各州《学校法》的规定，作为正式惩戒方式的纪律措施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学校[25]。此种对有关人员采用权利和义务范畴作出规定的做法是具有先导性的创举，在当时是罕见的成功范例[6]，对提高教师的地位和保护教师权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种立法经验是非常值得肯定的[7]，应当在《教师法》的修订过程中予以沿用。

在教师保护义务缺位的情形下，学校与教师义务配比失衡，学校与教师难以形成对未成年人的校园保护合力，保护效果堪忧，亟须通过立法设定教师的保护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学校保护章专章设定了幼儿园、学校对学生的保护和救助义务，但未规定教师的义务。但反过来说，不是去证明某人自我想象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而是将某人有自我想象或者某人提出某些要求这件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的关键性因素，研究它的功能和意义，这件事显然就要难很多。

在此基础上，夏皮罗（Scott Shapiro）的《合法性》或许是尝试突破此种规模限制，将集体意向性理论应用到对现代大规模法律实践分析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尝试。由于社会变迁的迅猛和社会本身日益复杂，社会科学在法律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两个人一起散步和刷墙，与苹果手机的不同零件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二者之间的差异一定是巨大的。因此，在个人行动的层次上，认知更新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因此，失望出现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了。社会学对客观普遍性却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我们按照驾驶学的知识体系来回答汽车学是什么，那么，答案很可能就是汽车学就是一门正确使用油门+刹车+反光镜，从而平稳驾驶汽车的学问。共享意向性理论进路，虽然包含了经验研究的因素，但却并不适合用来说明现代社会与现代法律的规模和复杂性。揭示法律规范的涉他效力：集体意向性进路的优势与局限 法律社会学进路与分析法学进路的一个核心区别，就是法律社会学坚持将法律规范当作一种社会事实进行研究，而分析法学主要是通过概念分析的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的性质。例如，一起散步、一起去郊游、野炊、演奏交响乐等。

这当然并不否认，实践理性在个体的行动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简单堆叠，并不构成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同时，法学与社会学等各种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作为一种科学存在的法律社会学，必须在方法论的层次做出艰难的探索，对于经验科学视野中的规范是什么，在社会秩序中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做出严格而科学的说明。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显然是某个乐队合作弹奏一曲交响乐，或者两个人一起步行所呈现出某种交叉的共同意图所不可比拟的。

但这并不排除，仍然存在许多你用货币买不到的商品和服务。在现代大型复杂的社会秩序中，社会互动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社会学的定量和定性方法，都可以对纠纷解决做出巨大的贡献。关于动机，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关于人类行动的宗教动机的研究，特别富有启发性。

在此基础上，社科法学尖锐地批评了法律教义学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解释和适用成文法规则来裁判案件，从而不但忽略了案件事实的重要性，甚至还剪裁和制作了案件事实，扭曲了包含在案件事实中的，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社会媒介，在行动归因的意义上，法律就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区分，也即，在合法/非法的这样一种区分中，法律系统的运作总是指涉合法的那一面。但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如果在面临失望的情况下，有些人改变预期，调整行动，有些人则坚持预期，拒绝调整，难以对这种情况进行调节的话，就会出现双重偶联性的困境，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赛尔兹尼克和诺内特对布莱克批评的回应，就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因为理论层面的争论，其旨趣和动机是科学的，是探寻法律的性质。社科法学主要是针对法律教义学而来的，因此在学科定位上，也将自身放到法律教义学的层次。

这种机制往往会监督行动者是否言行一致和表里如一，即行动者的人格同一性（Identity）。这恰恰是法律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以事实与规范二分为基础的许多传统法律理论，认为法律社会学只能处理与规范相关的各种事实，却不能直接处理法律规范。规范，作为一种独立于内容的理由，作为一种排除其他理由考虑的理由，在个人的行动中，发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兹才会将法律是什么的问题，转化成法律必然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一个处于在物物交换体系中的人，与一个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人，都按照他的实践理性进行了选择和行动。

例如，电子媒介，使得原本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非常困难的远程的即时交流和沟通，变得非常便捷和频繁。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任务。此种争论确实不是理论层面的争论，而是适用层面的争论。最近几十年，这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者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尝试。

我相信，正是由于哈特将法律放到社会的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才使哈特将《法律的概念》看作一种描述社会学的尝试。你同样可以在真理、美、爱情等其他媒介所激发的其他概括性动机的促成下，不惜代价地去追求科学、艺术、爱情。

由此，这个问题就被纳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因为它的最终结论是：法律并非是其所是，或者说，法律的真相与法律自我宣称的形象并不一致。

但该书自出版以来，遭遇了激烈的批评。按照拉兹的说法，说某人有义务做某事，意味着，某人有一项做某事的排他性行动理由。

将法律看作一种权威，就是法律不但主张自身的规范有效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强硬的要求，就是无须对此种有效主张进行论证和反驳，而是将它看作一个事实接受下来。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法律社会学领域曾经爆发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对我们理解和处理法律社会学如何描述和说明法律规范性质的问题，有特别有益的启示。在这篇文章中，布莱克对当时美国几种主流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贯彻法律社会学客观中立和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政策色彩和价值倾向，本质上是一种政策法学。一系列的证据都可以表明，他们的研究都带有强烈地改革法律，改造社会的动机。

哈特更是直接对涂尔干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做出了直接的批评。但这种进路也有自身的缺陷。

这个影响的过程就是个体的社会化的过程。又如，在货币被发明和流行之前，市场的交易主要是物物交易。

在这种背景下，法律社会学如何可能以法律规范作为研究对象，如何在经验和实证的意义上说明法律规范性质的问题，就同时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如果要探明法律规范的性质，仅仅从法律规范内部的构造来说明规范的性质，还是远远不够的。